这是战国时代的白文官玺。罗福颐在《古玺印概论》中说：“现在所知最早玺印上的文字，多半与战国铜器上铭文相合，故知为战国古玺。其中或杂有春秋时代遗物，然今天尚无科学的证明。”以上两印当是六国的官玺，至于究竟是哪一国，只有寄希望于考古学家去研究了。

这两方官玺的文字，一般的欣赏者基本上不认识，有的人不能全认识。但是，识与不识好像无关紧要，共同的一点是都为之赞叹。一是文字的形体美；二是文字的排列美。美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把它具体地说出来，可以概括为“自然美”三字，自然就是毫不做作。 

我们今天来欣赏古玺，已不免带有现代的艺术审美观。而在战国时代，当时铸造这些官玺完全是实用的需要，并不是自觉的艺术创作。这种铸造是由有铸技的工匠来完成的，也可能有文人篆写的参与，他们只是把几个字顺乎自然地排列而已。当然在他们排列时必然会有自己朴素的审美观在指导，所以，在客观的效果上却含有极佳的艺术性。这种顺乎自然的排列，竟使后代的摹拟者为之倾心，而且用尽心力士精心制作却义望尘莫及！

古玺的制作者们并没有说过什么“玺印的艺术美学”，他们留给我们的却是一部玺印艺术美学的宝贵资料。例如右玺中，“邯、郸、都三个字都有共同的偏旁“邑”，但这三个“邑“却写得各不相同。在左玺中，有三个“左”也如此。所谓“和而不同”这是后人的美学理论，古人并没有总结出来。

我们在欣赏这两方官玺的时候，总被那种自然美所吸引，不禁想起齐白石的诗句来：“纵横歪倒贵天真，削作平匀稚子能。”